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贵州

发布时间:2015-12-29 11:22:17 作者:上海宙翔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贵州频道--人民网
原标题: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

  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对此,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热点推荐:

开国少将受审时公开承认要杀害毛泽东

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

80年前广州曾有8个机场 白云机场最初是军用机场

书生没钱赶考 屠夫竟卖女资助

二战上海庇护2000多名犹太难民 名单首次披露

 

施耐庵医术武功皆了得 曾制服4个手持铁棍恶霸

古人怎样防伪币?采用特殊材料 图案设计复杂

乾隆微服私访曾为一饭馆写对联 广告效果极好

汉代帝王御寒奢华:花椒涂室保温 大雁羽毛做幔帐

秦城监狱里的江青:偷两个肉包当夜宵


原标题: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更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因此刘少奇称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们如回溯一下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讲话,对他的这种苦心和矛盾心情就体会更深了。

  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起,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就怀疑颇多。刘少奇从会前、会中到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1959年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一点,有时搞得低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是不容易纠正的。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认为,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绝对正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不偏就纠正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但对刘少奇的这种维护,毛泽东并未有所领会,留在长期记忆中的却是刘少奇讲话中一些他所不满意的话。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弊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此,广大与会者都表示热烈欢迎,群情高昂。

  毛泽东提议当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要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在没有认识必然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毛泽东诚恳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些讲话表明,经过“大跃进”和随后三年困难的挫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他从认识论角度为“大跃进”中犯错误、缺乏经验所作的一种开脱。


原标题: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


  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铺垫的,因为他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头八年内,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从1958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三面红旗”,毛泽东并非仅仅从理论上论证其正确性,他也有自己的事实根据。他曾亲自询问过一些地方干部,大家都说在中央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执行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他还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作过调查,林克后来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张素华采访时曾说:“我们是1961年初下去的,当时到了农村,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了一样。仅半年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农民吃得饱了,又开始打院墙了。我们下去的时候,猪肉五六元一斤,回来时不到一元钱一斤。半年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那时整个经济状况还没有彻底恢复,但的确是好转了。我看毛主席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据、他的估计、他的分析的,是有点来源的,是作了点调查的。”所以,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许否定。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而刘少奇在口头讲话中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里,他以其渊博的知识、独有的幽默,着重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做法,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这对于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然,毛泽东重点是批评某些省委干部作风不民主,而对于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作风不民主却大而化之,没有作更多的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部分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再联想到随后八届十中全会开展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有更深的理解呢?

  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从原则上讲,这些话无可厚非,但放在这里,似乎就有点儿耐人寻味了,只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地注意。

  这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并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在我党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刘少奇成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说分歧并没有公开化。而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彼此间的分歧是真正产生了,并且对随后双方个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不能否定,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原标题: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

  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林彪独具匠心,认为犯错误是“付学费”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这里不能不交待一下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1月29日下午在大会上作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林彪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所谈的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这一观点真是新颖别致!

  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论。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把这个“三种思想”说与刘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说相对照,的确是颇令人回味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邓小平在1980年4月就曾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讲这话是比较客观的。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独具匠心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所图了。林彪故意制造个人崇拜,讨取毛泽东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是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并结论说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干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3月20日,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直到1965年11月底,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前十天,毛泽东还对即将前往苏州看望林彪的罗瑞卿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可见该讲话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

  如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准备要“打倒”刘少奇了,这肯定是不确切的。但毫无疑问,自此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从“不满”到“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林彪的那次讲话的作用至为明显。“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曾在一篇讲话中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是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也许,这可以为“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一个注脚。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彪的升迁和刘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罢黜几乎是同步,也就并非偶然了。 

热点推荐:

开国少将受审时公开承认要杀害毛泽东

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

80年前广州曾有8个机场 白云机场最初是军用机场

书生没钱赶考 屠夫竟卖女资助

二战上海庇护2000多名犹太难民 名单首次披露

 

施耐庵医术武功皆了得 曾制服4个手持铁棍恶霸

古人怎样防伪币?采用特殊材料 图案设计复杂

乾隆微服私访曾为一饭馆写对联 广告效果极好

汉代帝王御寒奢华:花椒涂室保温 大雁羽毛做幔帐

秦城监狱里的江青:偷两个肉包当夜宵




也许您也喜欢:

  • 上一篇:命案嫌疑人被取保候审17年无结论 公检法被疑“怕
  • 下一篇:女子私宅做隆鼻变“牛魔王”|
  •